七十二岁的老周头，在这个小县城里住了一辈子。说是小县城，其实也不算太小，有十几万人口，几条主街道纵横交错，这些年也建起了不少高楼大厦。但老周头住的那条城南巷子，却像是被时间遗忘的角落，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巷子窄得很，两辆自行车并排走都嫌挤，两边墙根长满了墨绿色的青苔，夏天的时候，牵牛花爬满了半面墙，紫色的、粉色的花朵在晨光里静静开放。巷子里的路面是水泥的，年头久了，裂了不少缝，缝隙里长出细细的草来。
老周头的家是一栋老式的平房，红砖砌的墙，灰瓦铺的顶，院子不大，种着一棵石榴树，是二十多年前老伴亲手栽的。每年秋天石榴熟的时候，红彤彤的挂满一树，老伴在的时候会摘下来分给左邻右舍，她走了以后，老周头就不怎么管那棵树了，石榴照样长，熟透了就掉在地上，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籽，像是咧着嘴在笑，又像是在哭。
老周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点上一根烟，眯着眼睛看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他抽的烟不是什么好烟，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红塔山，七块钱一盒。其实他也不是没抽过好烟，有一年过年，儿子从省城带回来两条玉溪，他抽了一根就放下了，说太淡了，没劲，还是红塔山好，劲大，够味。儿子笑话他，说他是穷命，享不了福。他也不恼，笑嘻嘻地把那两条玉溪收起来，等老刘头来串门的时候分给他，说老刘你尝尝，我儿子给买的好烟，老刘头抽了一口，说还是不如你的红塔山。
老周头年轻的时候在县里的机械厂上班，那时候的机械厂红火得很，七八百号工人，三班倒，机器整天轰隆隆地响。他在车间里干的是钳工，是个技术活，每天跟钢铁打交道，手上全是茧子和油污。那时候他就开始抽烟了，车间里的师傅们都抽，干活累了停下来歇口气的时候，大家就站在车间门口，点上烟，聊几句闲天。烟在那些年好像是一种特殊的社交工具，你不抽，就显得格格不入，别人递烟给你你不要，就好像在拒绝一份善意。他就这么一根一根地抽，抽了四十多年，烟瘾不算太大，一天一包左右，有时候干活累了，或者心里有事，会多抽几根。
老伴活着的时候老念叨他，说他咳嗽得那么厉害还抽，嗓子眼里总是呼噜呼噜的，跟拉风箱似的。老周头就嘿嘿笑，说不碍事，都抽了几十年了，要真有事早有事了。老伴拿他没办法，只能由着他，但隔三差五还是会说他两句。有时候老周头被说得烦了，就把烟掐了，闷闷地坐一会儿，过不了一会儿又从兜里掏出一根来点上。老伴看见了就叹气，摇摇头，不说了。
他也想戒过几回。头一回是去医院体检，医生说他的肺有问题，气管也不好，建议他把烟戒了。他回来以后咬咬牙，真戒了，戒了三天，第四天早上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浑身上下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最后还是在巷口小卖部买了一包，抽完一根，长长地舒了口气，觉得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后来断断续续戒过好几次，最久的一次是有一年夏天，戒了整整三个月。那三个月他瘦了十几斤，人也蔫了，没精打采的，整天耷拉着脑袋，像是霜打的茄子。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天晚上睡觉前，老伴突然叹了口气，说，你要是实在难受，就抽两口吧，少抽点，别太为难自己了。
就这么一句话，老周头记了好多年。老伴走了以后，烟就成了他最大的念想。每回点上烟，看着烟雾袅袅地升起来，他就觉得老伴好像还在身边，好像还会在他抽完一根的时候说一句，少抽点，对身体不好。那点烟火气里，好像还藏着老伴的温度，藏着那些年的吵吵闹闹、磕磕绊绊，藏着两个人一起走过的四十多年的光阴。
大女儿周梅住在县城东边的新小区里，叫锦绣花园，是前几年开发的楼盘，有电梯，有物业，绿化也好，跟老周头住的这条巷子比起来，简直像是两个世界。从锦绣花园到老周头家，骑车要二十分钟，骑电动车快一点，十五分钟就到了。周梅每个礼拜回来一次，有时候周末，有时候下了班顺路过来，给老周头带点菜，看看米面油还够不够，顺便把攒了一礼拜的衣服洗了。她总说老周头的衣服洗不干净，领口袖头总是黄黄的，她不知道那是老头子的皮肤太干了，蹭下来的皮屑，再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周梅今年四十五，属马的，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就是属马的命，天生就是劳碌的命，一辈子停不下来。她在县里的百货商场当收银员，在商场干了大半辈子，从最开始的柜台营业员，到后来的收银员，再到现在管着好几个收银台的小组长。她的性子急，说话快，嗓门大，整个人像是一团火，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风。商场里的人都知道她不好惹，谁要是在她管的收银台出了差错，她能劈头盖脸地骂上半天，骂完了还能笑嘻嘻地请你吃饭。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刀子嘴豆腐心，嘴上不饶人，心里却比谁都热乎。
周梅离过一次婚。那是她三十二岁的时候，女儿才上小学二年级。前夫是做生意的，在外面有了人，回来就跟她闹离婚。周梅不是拖泥带水的人，没哭没闹，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带着女儿回了娘家。老周头什么都没说，把他俩住的那间卧室收拾出来，铺上新床单，买了新的窗帘，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茉莉花，说女孩子喜欢花香。周梅在娘家住了三年，后来自己攒够了首付，买了个小房子搬出去了。那些年一个人拉扯孩子的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女儿半夜发高烧，她一个人背着去医院；女儿开家长会，她下了班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往学校赶；女儿要学钢琴，她咬咬牙报了最贵的班。那些年她把自己活成了铁人，也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越来越强势的人，什么事都要说了算，什么事都要替别人安排好，好像只有这样，她才能控制住那些随时可能失控的生活。
对老周头，她更是如此。她觉得老周头老了，糊涂了，什么事都得她替他把关。老周头吃什么药，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她都要亲自安排好，用小药盒分好，标上早中晚，生怕他吃错了。老周头穿什么衣服，天气冷的时候她要打电话盯着他把秋裤穿上，热的时候她要叮嘱他把厚衣服收起来。她管着老周头的一切，就像她管着自己那个家一样，密不透风，不留余地。她觉得自己是在尽孝，是在对父亲好，她从来没想过，这种密不透风的爱，有时候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老周头还有个儿子，小儿子周强，比周梅小三岁，今年四十二。周强在省城打工，在一家装修公司做水电工，技术不错，人也勤快，一年能挣个七八万块钱。媳妇是外省的，在省城的一家超市上班，两个人租了个城中村的房子，一室一厅，不到四十平米，月租八百块。周强有个女儿，今年九岁，上小学三年级。过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会回来一趟，但也不是每年都回，两家轮流回，轮到回这边的时候，就待个三四天，来去匆匆。有一年春节，周强带着媳妇孩子回来，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老周头剥了个橘子递给孙女，孙女接过去咬了一口，说了句爷爷家的橘子不好吃，没有超市买的好吃。周强媳妇脸色当时就变了，说了孩子一句，老周头却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爷爷下次买好的，买那种最贵的。
其实老周头心里是盼着儿子多回来几趟的。他不说，也不想让孩子觉得他老了不中用，给儿女添麻烦。但他会在周强要来之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把家里的卫生搞一遍，去菜市场买周强爱吃的猪蹄、排骨，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走的时候他还要往周强口袋里塞几百块钱，说是给孙女的压岁钱，周强推辞不要，他就硬塞，说拿着拿着，爷爷给孙女的，又不是给你的。周强走了以后，那间屋子空了，老周头会一个人在那间屋子里坐一会儿，看着床头柜上周强小时候的照片，发好一会儿呆。
他的日子过得很简单，简单到有些寡淡。早上六点多就醒了，在床上躺一会儿，等天彻底亮了才起床。洗脸刷牙，然后煮碗面条，放点青菜，卧个荷包蛋，有时候不想动了就去巷口买个烧饼，配着自家腌的咸菜喝碗小米粥。咸菜是他自己腌的，萝卜条、芥菜丝、糖蒜，每年秋天他都要腌上一大缸，腌好了装在玻璃罐子里，给周梅带两罐，给周强存两罐等他们过年回来拿。他腌的咸菜味道好，脆生生的，咸淡适中，老刘头隔三差五就来讨一罐，他也不小气，每回都给。
中午他会去巷口的老刘头饭馆吃点东西。那家饭馆开了二十多年了，原本是个小面摊，后来慢慢发展成一个小饭馆，也没个正经名字，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刘记家常菜”四个字，风吹日晒的，字都褪色了。老刘头跟他差不多岁数，也是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两个人从年轻时候就认识，几十年的交情，比亲兄弟还亲。老刘头炒菜的时候，老周头就坐在店门口的那张桌子前，一边喝茶一边等，等菜上来了，两个人就坐在一起吃，边吃边聊，聊新闻，聊天气，聊各自家里的琐事，有时候聊着聊着就没话了，就那么沉默着吃，也不觉得尴尬。对他们来说，陪伴就是一种默契，不需要太多言语。
下午回来睡个午觉，醒了以后看看电视，或者翻翻以前的旧照片。那些照片都装在老周头床头柜的抽屉里，用一个旧饼干盒子装着，铁盒子上的漆都掉得差不多了，但老周头一直舍不得扔。盒子里有二三十张照片，最早的一张是黑白的，已经泛黄了，边角还有点卷，那是当年他和老伴刚结婚的时候拍的，两个人在照相馆的布景前，坐在一张假山石的道具旁边，穿着当时最时兴的衣服。老周头那时候二十六，头发乌黑浓密，穿着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腰板挺得笔直，嘴角带着笑，眼睛里全是光。老伴比他小三岁，梳着两条辫子，辫梢上扎着红头绳，穿着一件碎花布的棉袄，笑得青涩又腼腆，脸微微侧着，像是有些不好意思。
还有几张彩色的，是女儿出嫁时候拍的。那一天老周头记得清清楚楚，是一九九八年的农历八月十六，中秋节的后一天。老伴特意去理发店做了头发，穿了一件暗红色的新衣服，脸上抹了胭脂，涂了口红，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老周头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西装，是儿子结婚的时候买的，虽然有点旧了，但熨得很平整。他们站在酒席的台子前面，一左一右地拉着女儿的手，笑得比女儿还高兴。那时候他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儿女都成家了，他跟老伴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没想到老伴没过几年就走了。
周梅每次看到这些照片都会红了眼眶，但老周头很少在儿女面前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把那些照片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看了又看，然后仔仔细细地放回饼干盒子里，把盖子盖好，放回抽屉。他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起看到照片时的心情，那种事情没法说，说出来矫情，不说出来憋在心里，久了就成了胸口的一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事情发生在今年秋天的一个周末。那天是十月二十三号，霜降，节气上意味着秋天快要结束了，冬天就要来了。老周头早上起来觉得喉咙有些不舒服，咳嗽了几声，吐出一口浓痰来，痰里面带着些许血丝。他看了看，没太在意，以为是天气干燥上火了，喝了一大杯白开水，又吃了两片润喉片，觉得舒服了些。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着石榴树上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落了一地黄澄澄的叶子。他想，再过几天就该把落叶扫了，不然下了雨会沤烂在地上。
那天上午周梅像往常一样过来，骑着她那辆银灰色的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从菜市场买的一大袋菜。她每次来都不空手，总要买点什么东西带上，有时候是一只鸡，有时候是一条鱼，有时候是一兜水果。这倒不是专门孝敬老周头的，而是因为她觉得老周头一个人不会买菜，买的菜不新鲜，还不会还价，总是被菜贩子坑。每次她都会先把菜检查一遍，把不新鲜的挑出来，该吃的先吃了，该放冰箱的放冰箱。老周头就在旁边看着她忙活，想帮忙又插不上手，有时候伸手去接她手里的东西，她会说，不用你，你坐着去。
那天周梅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烟味，浓淡适宜的烟味，像是一根刚掐灭不久的红塔山还在空气里残存着余温。老周头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是京剧《空城计》，诸葛亮正在城楼上唱那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咿咿呀呀的，慢悠悠的。老周头手边的烟灰缸里有好几个烟头，有两个还带着没燃尽的烟丝，丝丝缕缕地冒着淡淡的烟。
周梅的脸色当时就不好看了。她把那一大袋菜放在门边的折叠桌上，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里已经带着明显的火气：“爸，你怎么又抽烟了？医生说了多少回了，你这肺不好，气管也不好，让你把烟戒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老周头有些心虚地把手里那根刚掐灭不久的烟头在烟灰缸里又摁了一下，确保它彻底灭了，然后嘿嘿笑了两声，那笑容里有几分讨好的意味：“就抽了一根，没事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一根？”周梅走到茶几前面，拿起那个玻璃烟灰缸看了一眼，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四五个烟头，有的还带着湿润的滤嘴，一看就是今天抽的。她的声音顿时高了几度，“这都多少根了？爸，你说话能不能有点数？你上次住院的时候自己说的，出院以后绝对不抽了，这才几天啊？不到一个月吧？你说话就跟那风似的，吹过就算了？”
老周头没吭声。他知道女儿说的是事实，上次出院的时候他确实是拍了胸脯保证不抽了，可是保证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他活了七十二年了，这辈子做过的保证多了去了，有些做到了，有些没做到，做不到的那些，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不是靠意志力就能战胜的。他想了想，觉得没必要跟女儿解释这些，解释了也没用，有些感受不到的人永远感受不到。
周梅一看他不说话，那股无名火就腾腾地往上窜了。她在商场里管收银台的时候，最烦的就是出了问题不吭声的员工，好像不说话就能把问题糊弄过去似的。她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厨房，从袋子里把菜一样一样拿出来，白菜、萝卜、土豆、粉条、一块豆腐、半斤五花肉，动作带着气，菜在案板上磕得砰砰响。她把该放冰箱的放冰箱，该洗的放在水池里泡着，嘴上一刻不停地念叨：“爸，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回都说就抽一根，实际上呢？上次我给你收拾屋子，光烟头就扫了一堆，床底下、茶几底下、沙发缝里，哪儿哪儿都是。你以为你藏在花盆后面我就找不到了？你以为你开抽油烟机我就闻不出来了？你那个肺气肿，你那个慢性支气管炎，你以为是你闹着玩的？你要是哪天喘不上来气了，你让你闺女我怎么办？”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像是连珠炮似的，一句接一句，根本不给人插嘴的机会。老周头在客厅里听着，电视机里诸葛亮还在唱，他伸手把电视关了，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周梅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清清楚楚的，一个字都落不下。
“我不是想管你，你是我爸我能不管你吗？你看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巷子这么深，连个电梯都没有，楼道里的灯还坏了好几个，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救护车都开不进来，你让我怎么办？”周梅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了，“我妈走得早，你一个人过，我跟哥都不在你身边，你要是再不好好照顾自己，你让我们怎么办？你是不是想让我操心死？”
老周头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十根手指交叉着，拇指无意识地来回搓动。他的手指很粗糙，关节粗大，指甲盖上有竖纹，那是年轻时在机械厂干活留下的痕迹，长年累月的机油渗进了皮肤里，洗都洗不掉。他看着自己的手，觉得自己这双手干了一辈子的活，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把老伴送了走，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连抽根烟都得被人数落。他心里有那么一瞬间觉得特别委屈，但很快就把它压了下去。他想，闺女是为自己好，不能跟闺女置气。
周梅从厨房里走出来，围裙系在腰上，手上还滴着水。她在客厅里站住了，看着老周头，语气稍微缓了缓：“爸，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跟你吵架，我是心疼你。你知不知道你上次住院的时候医生怎么跟我说的？他说你的肺功能已经很差了，再不注意的话，下一步就是慢性呼吸衰竭，到时候得天天吸氧，走两步路就喘不上气，你说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老周头的眉毛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嘴唇只是微微颤了颤，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他知道医生的话不是吓唬人的，上次住院的时候他确实难受得厉害，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箍住了，每一口气都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吸进去，那种感觉他不想再经历第二次。可是烟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想戒就能戒掉的，它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你让他突然把它从生活里剥离出去，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会垮掉。
但他没有跟女儿说这些，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用，女儿不会懂的。女儿不抽烟，她不知道那根烟在手里捏着的分量，不知道深吸一口然后缓缓吐出来的那种舒畅感，不知道在寂寞的午后、在难熬的夜里，那么一根小小的烟卷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慰藉。这些感受他没法用语言跟女儿描述，就算描述了，女儿也会觉得那是借口，是在为自己的坏习惯找理由。
老周头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无奈的疲惫：“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你不听我就得说。”周梅急了，声音又尖了起来。她走到茶几旁边，伸手把那个烟灰缸拿起来，里面的烟头倒进垃圾桶里，然后把烟灰缸放回茶几上，那个动作带着一股毫不含糊的气势，“你别跟我说你知道，你知道有什么用？你要做得到才行。你要是真的知道，你就该把那包烟拿出来给我。”
老周头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摸了摸上衣口袋。口袋里有半包红塔山，是他今天早上才拆开的，还剩十几根。他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被周梅捕捉到了，她一步跨过来，手伸到老周头面前：“拿来。”
老周头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空了，那半包烟还留在口袋里。他看着女儿伸过来的那只手，那只手跟他自己的手不一样，白白净净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涂着浅粉色的指甲油。他想起了这只手小时候的样子，胖乎乎的，小小的，五根手指头像五根小香肠，握着他的食指不愿意松开。那时候这只手多可爱啊，软软的，热乎乎的，像一个没有骨头的小肉球。现在这只手伸到他面前，不是在撒娇，不是在要糖吃，而是在要他的烟。
“爸，拿来。”周梅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容置疑。
老周头叹了口气，慢慢地把那半包烟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女儿的手上。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做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那包烟在他掌心里停留了片刻，他才终于松开了手指。周梅把那包烟接过去，看都没看一眼就扔进了门口的垃圾袋里，连带着里面的几个打火机，一个也没留。
周梅的情绪并没有因为这半包烟的收缴而平息下来，恰恰相反，她觉得父亲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让她更加恼火。她想起以前听人说过一句话，说有的人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懒得去改，或者根本没有决心去改。她觉得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抽烟的危害他一清二楚，可他偏偏就是不改，好像那根烟比他闺女的话还管用似的。
她站在客厅中间，一只手叉着腰，一手指着老周头，那个姿势是她跟商场里的员工说话时惯用的，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她不知道这个姿态在自己父亲面前有多么刺眼，她只是在气头上，说了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一段话。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抽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不但要没收你的烟，我还要跟巷口小卖部的老刘头说，让他不许卖给你。不光是他，这条街上所有的小卖部我都要去打招呼，我看你上哪儿买去。”周梅的声音在狭小的客厅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老周头的耳朵里，“你要是再抽烟，我以后就不管你了，你爱怎样怎样，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要是把自己抽住院了，我跟你讲，我没空伺候你，我还要上班呢，我还要带孩子呢，你不能这么自私，你知不知道？”
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直直地捅进了老周头的心窝里。
自私。她说他自私。
老周头这辈子，被人骂过很多次。年轻的时候在厂里干活，被人骂过手笨，骂过干活慢，骂过不长眼色。后来当父亲了，被孩子气急了的时候，也骂过孩子不听话、不懂事。但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被自己的女儿指着鼻子骂自私。他自私吗？他觉得他不自私。他把一辈子挣的钱都用在了两个孩子身上，供他们读书，给他们成家，从来没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过一分钱。老伴生病的那两年，他在医院里陪了两年，白天上班晚上陪床，瘦了三十多斤，头发白了一大半，从来没想到过要跟谁抱怨。老伴走了以后，他一个人过日子，能凑合就凑合，舍不得请保姆，舍不得去养老院，生怕给儿女添麻烦。他连活着都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哪天生了病成了儿女的负担。他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自私了？
他只是想抽根烟而已。
他嘴唇哆嗦了两下，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涌动，像是委屈，又像是心酸，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想跟女儿说点什么，想为自己辩解几句，可是那些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破碎的、不成句的音节，怎么都拼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最后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头低了下去，目光落在自己的膝盖上，看着那条洗得发白的深蓝色裤子上，裤子的膝盖处已经磨得很薄了，能看到里面的秋裤。
周梅说完这些话之后，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厨房里传来水管滴水的声音，滴答，滴答，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数着时间。老周头始终没有抬头，周梅站在那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呼吸声清晰可闻。她想再说点什么，但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转过身走回厨房，在水池边站了一会儿，打开水龙头把手冲了冲，然后开始切菜。砧板上传来笃笃笃的切菜声，刀法利落，节奏分明，一听就知道是个常做家务的女人。她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把带来的菜分了类，熟食放冰箱保鲜层，生鲜肉类放冷冻层，蔬菜择好洗净，切好配好，装在保鲜盒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她又给老周头煮了一锅粥，小米红枣粥，小火慢熬，熬了将近一个小时，粥稠乎乎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红枣的香甜味弥漫了整个厨房。
做完了这些，她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灶台上，擦了擦手，走到客厅门口。老周头还是那个姿势坐在沙发上，电视没开，收音机没开，手边也没了烟，就那么干坐着，像是睡着了一样，但眼皮在微微颤动，证明他还醒着。
“爸，粥在锅里，你晚上记得热了喝，”周梅的声音比刚才平静了许多，但还带着一丝没散尽的气，“我周末再过来。”
她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看了父亲一眼。老周头嗯了一声，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头始终没有抬起来。周梅张了张嘴想再说句什么，终于还是什么都没说，拉开门走了出去。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巷子里有些阴凉，深秋的风顺着巷子灌进来，吹得周梅打了个哆嗦。她骑上电动车，拧了钥匙，车子在冷风中发动起来。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已经关上的木门，那门上贴着的春联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她贴的，红纸已经褪了色，边角卷了起来，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她收回目光，拧了拧车把，电动车嗡嗡地开出了巷子，汇入了主街道的车流中。
她不知道的是，她说的那些话像一根根针一样扎在父亲心里，不会流血，不会化脓，但会一直疼，疼得让人睡不着觉。
屋子里重新安静下来之后，那种安静比往常更加让人难以忍受。老周头在客厅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天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秋天的傍晚来得早，不到六点钟，天就全黑了。客厅的窗帘没有拉上，窗外那棵石榴树的枝丫在昏黄的路灯下投下参差不齐的影子，像无数只伸出来的手，在风里轻轻摇晃着。
他就那么坐着，黑暗一点一点地漫上来，从脚底开始，到小腿，到大腿，到胸口，最后整个人都被淹没了。电视机还开着，但没有声音，只有屏幕上一明一暗的光在闪烁，映在他苍老的脸上，让他看起来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慢慢站起来，腿已经坐麻了，膝盖发出咔咔的响声。他扶着茶几站了一会儿，等那股麻劲过去，才一步一步地挪到厨房去。锅里的粥还温着，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上面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他揭开锅盖，小米粥的香味扑面而来，黄澄澄的粥面上浮着一层米油，那层米油是粥最精华的部分，营养都在里面了。他盛了一碗，端着碗站在灶台边，慢慢喝。粥很甜，红枣放得不少，甜味渗进了每一粒米里，喝起来暖洋洋的。他一口一口地喝着，每一口都喝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女儿虽然凶，但是给他做饭从来不含糊。她记得他爱吃红枣，每次煮粥都会放上几颗。她记得他不爱吃姜，做菜的时候从来不放姜，连炖鱼都只用葱蒜去腥。她记得他牙不好，炖排骨的时候会把火候加大，炖得烂烂的，骨头一碰就掉。这些小事周梅从来没提过，但老周头心里都有数。
想到这里，老周头心里那点委屈又慢慢消解了几分。他在心里跟自己说，梅子就是那个脾气，说话难听，心里是好的，别跟她计较。当爹的跟闺女计较什么，她骂你两句你就听着，还能少块肉不成？这样想着，他又觉得刚才自己心里那点不痛快有些过分了，闺女那么辛苦地操持这个家，还要管他这个老头子，他确实不该让她操心。
他把那碗粥喝完了，碗也没洗，就那么放在水池里。走出厨房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往门口那个垃圾袋看了一眼，里面那半包红塔山的红色包装在白色的垃圾袋里格外显眼。他在那里站了几秒钟，像是在犹豫什么，最后还是转身走了，没有去捡。
他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拉开了茶几下面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他日常用到的一些零碎东西，老花镜、手电筒、指甲刀、创可贴、血压计，还有一些零碎票据。抽屉最底下压着那包他藏着的烟，是上周去巷口小卖部买的，知道女儿周末要来，特意提前藏好的，就是怕万一被发现了，还能有个存货。
那是一包还没拆封的红塔山，塑料薄膜还没撕开，在抽屉的暗处闪烁着微弱的光泽。他把那包烟从抽屉最底下拿出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分量很轻，但对他来说，这包烟的重量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重量。他拆开外面的塑料薄膜，掀开烟盒的盖子，抽出一根来，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的手指微微有些颤抖，那是上了年纪以后才有的毛病，平时不觉得，一到这种精细的动作上就特别明显。
他把那根烟送到嘴边，嘴唇碰到滤嘴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期待的愉悦。但他没有点，就那么叼着烟，像是一个仪式，完成了这个动作就足够了。他叼着烟坐了一会儿，感受着滤嘴上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味，那是一种很淡很淡的味道，不仔细品根本品不出来，但对他来说，这个味道熟悉得像自己身上的气味一样。
最后他叹了口气，把那根烟从嘴边拿下来，重新塞回烟盒里，把烟盒放回抽屉最底下，又拿了几张报纸盖在上面，抽屉关上了。他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听着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地，像是生命的倒计时。
那天晚上他睡得不好，翻来覆去地，枕头被折腾得变了形。他梦见老伴了。梦里老伴站在厨房里，背对着他，不知道在忙活什么，灶台上的锅里冒着热气，油烟机嗡嗡地响。他叫了她一声，老伴回过头来，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棉袄，两条辫子垂在胸前，辫梢上扎着红头绳。老伴看着他，没有笑也没有生气，表情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慌，然后她开口说话了，声音轻得像风一样，说，你怎么又惹闺女了，把她气成那样。
老周头想解释，想说不是他的错，想说他是被骂的那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嘴巴像被缝住了一样，怎么都张不开。他想走过去拉住老伴的手，可是他的腿像是灌了铅一样，迈不动步子，只能看着老伴转身走了。她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追，可是不管他怎么追都追不上，老伴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白茫茫的雾气里。他想喊她，声嘶力竭地喊，可是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脖子。
他猛地惊醒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额头上全是汗。枕头湿了一大片，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了，灰蓝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那只老猫不知道什么时候跳上了他的床，蜷缩在他的脚边，发出一阵阵呼噜呼噜的声音，像是在安慰他。
他靠在床头上，慢慢地平复着自己的呼吸。胸口的那个位置闷闷的，像是压着一块石头，每次呼吸都要费很大的力气。他知道这是老毛病了，天气一变凉就这样，肺里的痰堵得厉害，呼噜呼噜地响，像是一台运转了太久的老机器，零件都松了，哪儿哪儿都在响。他在床头柜上摸索着找到了那个喷雾剂，张开嘴喷了两下，薄荷的味道直冲喉咙，清清凉凉的，感觉舒服了一些。
他坐在床上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起身。穿衣服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抖得比昨天更厉害了，扣衬衫扣子的时候试了好几次才扣上。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的老年斑好像又多了几块，深褐色的斑点像是秋天落叶上的霉斑，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手背上。他想，人老了真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住了，像是慢慢变成了一台生锈的机器，今天掉一个零件，明天坏一个部件，说不定哪天就彻底不转了。
那几天老周头的话更少了。巷口的老刘头给他打电话，说天气好，出来下两盘棋，上次输给他不服气，要报仇。老周头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改天吧。老刘头在电话那头问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他说没事，就是老毛病，歇两天就好了。挂断电话以后，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巷口的方向，看见老刘头站在饭馆门口跟人说话，笑得前仰后合的，声音都能传到这里来。他想出去，想跟老刘头说说话，哪怕只是坐在那里听听他们聊天也好，可是他没动，因为他怕出去以后忍不住买烟，买了烟又会被女儿发现，被发现又要挨骂。
隔壁的王婶给他送来了一碗红烧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炖得又软又烂，皮是琥珀色的，看着就让人有食欲。老周头笑着道了谢，说王婶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比我老伴做的都好吃。王婶被他夸得直笑，说周叔你就会说好听的，赶紧趁热吃吧。老周头端着那碗肉进了屋，吃了两块就放下了，不是不好吃，是真的没胃口，吃什么都觉得是一个味，嘴巴里苦苦的，像是含了一片黄连。
他开始了一种躲躲藏藏的生活。烟还是要抽的，戒不掉，但不敢光明正大地抽了，只能偷偷摸摸地抽。他躲在厨房里，把抽油烟机开到最大档，油烟机轰隆隆地响着，把烟雾都吸走了，他站在灶台前，手忙脚乱地把一根烟抽完，然后把烟头在水龙头下冲灭了，冲进马桶里，再用洗洁精把手洗三遍，确保手上没有烟味。有时候他站在阳台上，把窗户开一条缝，脑袋探出去，寒风直往脖子里灌，他缩着脖子，哆哆嗦嗦地把一根烟抽完，然后把烟头用卫生纸包好，塞进裤子口袋里，等出门的时候再扔掉。
他觉得自己像个贼，在自己的家里像个贼一样躲躲藏藏的。这种感觉比抽烟本身还让他难受，他活了这么大岁数，向来堂堂正正的，没做过亏心事，现在倒好，连抽根烟都要偷偷摸摸的，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时候他刚点上一根烟，就会突然想起女儿的话，手一抖，烟差点掉在地上。他会赶紧掐灭了，可掐灭了以后又觉得不甘心，心里像是有只猫在挠，痒痒的，让人坐立不安，最后还是重新点上一根。
这种日子过得太累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周梅再来的时候，离上次那个周末只隔了四天。这比平时来得勤了一些，因为天气预报说马上就要降温了，要降到零度以下，她担心父亲盖的被子不够厚，得趁天气还没彻底变冷之前把厚被子找出来晒晒。
她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太阳还不错，暖洋洋地照在巷子里，把墙上的青苔晒得干巴巴的。她把电动车停在巷口，抱着一床从自己家里拿来的新棉被往里走，那床被子是她上个月才买的，新疆长绒棉的，又软又暖和，她想着父亲的老寒腿冬天容易疼，盖这个正好。
她一进巷口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但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空气里有股淡淡的烟味，淡淡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又像是在这里沉淀了很久的。她皱了皱鼻子，没太在意，以为是哪家邻居在烧什么东西。
等她走到家门口，拿出钥匙开门的时候，那股烟味就更加明显了。她插进钥匙，转动了一下，锁咔嗒一声开了。她推开门，一股温热的气流夹杂着烟草的残余气息迎面扑来。
老周头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是老伴以前买的那本《杨家将》，书页都泛黄了，边角也卷了，但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每次看都还是津津有味的。听到门响，他抬起头来，看见是周梅，脸色瞬间变了一下，那种变化很细微，但周梅看得清清楚楚。
“爸，我来了。”周梅把棉被放在沙发上，转身开始打量屋子。
老周头嗯了一声，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自然一些。他把书合上放在茶几上，顺手把茶几上的打火机拨到了书下面，动作很隐蔽，但还是被周梅的目光捕捉到了。
周梅没吭声，开始在屋子里走动。她走到厨房门口，推开门看了看，抽油烟机上有一层薄薄的油烟，灶台上有几滴水渍，垃圾桶里什么都没有。她走到阳台上，地上有几个干了的烟灰，落在窗台的缝隙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她走到卫生间，看了看马桶水箱上面的盒子，空的。她走到老周头的卧室，掀开枕头看了看，什么都没有。
老周头坐在客厅里，耳朵竖着听女儿在各个房间里的动静，心跳得咚咚的，像打鼓一样。他在心里祈祷，祈祷女儿不要翻那个抽屉，不要去动衣柜最里面那件灰色夹克衫的口袋。他不知道女儿会翻到哪里，会找到什么，那种不知道的感觉比被抓到还让人煎熬。
但他低估了周梅的耐心。周梅这个人有个特点，做什么事都要做到位，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她既然起了疑心，就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她从卧室出来，开始在客厅里翻找。茶几的抽屉，电视柜的抽屉，沙发垫子下面，鞋柜里面，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老周头终于沉不住气了：“梅子，你找什么呢？屋里都让你翻遍了。”
“我找什么你不知道？”周梅头都没抬，声音冷冷的，“你把烟藏哪儿了？自己拿出来，省得我费事。”
“我没藏。”老周头的语气有些虚，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
周梅直起腰来，双手叉在腰上，盯着老周头看了几秒钟。那种目光老周头见过，小时候他跟人打架被老师叫家长的时候，老伴就是用这种目光看他的，不凶，但是让人心里发毛。他下意识地把目光移开了，盯着自己的脚面，像是个做了错事被当场抓住的孩子。
周梅没再说话，转身进了老周头的卧室，开始翻箱倒柜。她把衣柜打开，一件一件地把衣服从里面拿出来，叠好放在床上。她的手在每一件衣服的口袋里都摸了一遍，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藏东西的地方。灰色夹克衫的左口袋里，她摸出了一包拆开的红塔山，还剩下小半包；蓝色工装裤的右口袋里，她摸出一个打火机，是那种一次性的透明打火机，里面的气还挺足的。
她没有就此罢手，又在衣柜的最底层翻出了一个旧鞋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两包还没拆封的红塔山。她把那两包烟拿出来放在床上，继续翻。床头柜的抽屉也没能幸免，那个藏着一包烟的抽屉被她拉开了，压在报纸下面的那包烟被她翻了出来，塑料薄膜还没拆，崭新崭新的。
她把搜出来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在老周头面前。茶几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三包半红塔山和一个打火机，红色的烟盒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格外刺眼。周梅的脸已经白了，是那种煞白，嘴唇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爸，”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极力压抑的平静，比直接吼出来还让人心惊，“你是不是成心气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你说你没藏，那这些东西是什么？是我自己长腿跑进来的？”
老周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像堵了什么东西一样，一个字都发不出来。他的手抖得厉害，他想把手藏起来，不让女儿看到，可是手就放在膝盖上，藏也藏不住。
“我上次说了那么多，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是吧？”周梅的声音开始发颤了，那种平静的伪装终于维持不住了，“你藏这么多烟，你是一天抽几包？你是不是打算把自己抽死才算完？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真出了事，你让我怎么办？让我哥怎么办？我们还有妈吗？妈不在了，就剩你一个了，你就不能为我们好好活着吗？”
周梅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高，语速越来越快，像是一辆失控的车，根本停不下来。她整个人都在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就是没掉下来，她憋着，憋得眼睛通红通红地。
“你说话啊！”她终于爆发了，抬起右手，食指直直地指着老周头的鼻子，那个动作带着一种决绝的力道，像是要把所有的不满和委屈都通过这根手指倾泻出来，“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你看看别人家老人，哪个像你这样？别人家的老人，儿女说的话都当圣旨一样听着，让他们吃什么就吃什么，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谁像你这样，阳奉阴违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她说的这些话，句句都像刀子一样，可她浑然不觉。她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觉得自己委屈极了，自己辛辛苦苦地照顾父亲，父亲却不领情，她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付出那么多，连一根烟都比不上。
“让你戒烟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你每次犯病是谁在医院里陪你？是你闺女我！”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顺着脸颊流下来，但她没擦，任由它们流淌，“是我给你交的住院费，是我白天上班晚上陪床，是我给你端屎端尿，是我给你擦身子换衣服！你儿子呢？你儿子周强在省城，他管过你吗？你住院的时候他回来过一次没有？他打过电话问过一句没有？没有！都是我，都是我一个人在管你！你还这么不听话，你是不是想累死我？你说，你是不是想累死我你才甘心？”
这通话说得太重了，重到说出来之后连周梅自己都愣了一下。但她已经停不下来了，那些话像是积攒了很多年的洪水，一旦决堤就再也收不住了。她把这些年所有的辛苦、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都倒了出来，一股脑地倒在了自己七十二岁的老父亲身上。
她说的都是事实。老周头每次住院，确实都是周梅在照顾他。周强在省城，工作忙，距离远，确实回不来。但事实不一定是真相，或者说，事实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周强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他在省城做水电工，干的是装修公司的活，按项目算钱，干一天有一天，不干就没有。他一个项目做下来有时候要好几个月，请一天假就是三百块钱没了，来回的车票又是一两百，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六七千块钱，还要交房租，还要养孩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哪里请得起假？他不是不孝，是穷，穷得连孝顺父母的资格都快没有了。
但这些事，周强不会跟父亲说，周梅也不会替他想。在周梅看来，哥哥就是不关心父亲，就是不负责任，这些想法在她心里积攒了很多年，今天借着这个由头全都发泄了出来。
老周头的身子微微颤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女儿的话让他心里堵得厉害，那种堵不是生气，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处诉说的悲哀。他的儿子不是不管他，是管不了，他懂。女儿一个人承担了太多，他也懂。可是懂又能怎样呢？他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子，没有退休金之外的任何收入，连自己都养不活，他能为儿女做什么呢？他连想抽根烟都要看女儿的脸色，他活着还有什么用呢？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周梅，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水雾，又像是光。他的嘴唇哆嗦了好半天，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全是疲惫和苍凉，像是一棵被风吹了太久的树，枝条都折了，树干也歪了，随时都可能倒下去。
“梅子，”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又轻又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爸知道了，你别生气。”
就这一句。没有辩解，没有反驳，没有诉苦，没有任何多余的话。他低下头去，目光落在自己的膝盖上，看着那条洗得发白的深蓝色裤子。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颤抖着，像是秋天枝头最后几片叶子，在风里苦苦撑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
周梅听见父亲这句话，心里的火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灭了，灭得干干净净的，一点火星子都没剩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酸楚，那种酸楚从胸口涌上来，涌到喉咙里，堵得她说不出话来。她张了张嘴，想说句什么，比如“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比如“爸你以后少抽点就行”，比如“爸我不是真的不想管你”，但这些话在喉咙里打了个转，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她站在那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上的眼泪还没干，又被新的眼泪覆盖了。她看着父亲的头顶，那里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头顶中间的那一块几乎全秃了，露出光亮的头皮。她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抱着她的时候，她的脸就贴在父亲的头旁边，那时候父亲的头发又黑又密，黑亮亮的，像上过一层油。她喜欢摸父亲的头发，觉得又粗又硬，摸起来扎手，痒痒的很好玩。她现在看着父亲稀疏的白发，那些头发又细又软，像是一层薄薄的霜，她突然觉得鼻子一酸，差点又哭出来。
但她没有哭，她忍住了。她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眼泪，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去，把茶几上那些烟和打火机一股脑扫进了垃圾袋里。她的动作很快，像是怕自己慢下来就会后悔一样。她把垃圾袋系好，拎起来就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来看着父亲。
老周头还是那个姿势，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一动不动的，像一尊石像。
“爸，我跟你说，”周梅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还是很硬，硬得像是刻意在维持什么，“你要是再被我抓到抽烟，你就别认我这个闺女了。我说到做到，我说到做到，你听清楚了没有？”
她没有等父亲回答，拉开了门，走了出去。门在身后关上了，发出沉闷的响声。她拎着垃圾袋站在巷子里，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刚才哭过的眼泪被风一吹，脸上像被刀子割一样疼。她站在那里愣了好几秒钟，才迈开步子往巷口的垃圾桶走去。
她把垃圾袋扔进了绿色的垃圾桶里，那包红色的红塔山在白色的垃圾袋里若隐若现，像是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被人丢弃在了垃圾堆里。她没有再看第二眼，转身骑上电动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不知道的是，她走了以后，老周头一个人在巷子里走了很久。他把门锁上，慢慢地走出了巷子，沿着城南的那条老街一直往前走。深秋的夜风凉飕飕的，吹得路边的法国梧桐叶子哗哗地响，那些叶子已经黄透了，在路灯下闪烁着金黄色的光泽。风一吹，叶子就一片一片地掉下来，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脚边，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是在说悄悄话。他也没有拂去，就那么让那些枯叶落在身上，好像它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他走得很慢，步子很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他的背影在昏黄的路灯下被拉得老长老长，像是一个巨人，又像是一个幽灵，投射在满是落叶的人行道上。他的腰微微佝偻着，两条腿好像有些撑不住身体了，膝盖微微弯曲，每一步都迈得很小心，像是怕摔倒，又像是怕惊动了这个安静的夜晚。
他走到了巷口的小卖部门口。小卖部的灯还亮着，门口的那盏白炽灯把方圆几米的地方照得亮堂堂的，飞蛾和蚊子在灯光里飞来飞去，扑棱着翅膀。老刘头正坐在柜台后面看电视，看的是一部抗战剧，枪炮声从电视机里传出来，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老刘头看到兴头上，还不时地拍一下大腿，骂一声鬼子真不是东西。
老周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推开了小卖部的玻璃门。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清脆的叮当声在夜里传得很远。
老刘头抬起头来，看见是老周头，脸上露出了笑容：“老周？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来来来，坐，我刚泡了壶茶，你尝尝，我女婿从福建带回来的铁观音，正宗的。”
老周头笑了笑，没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放在柜台上，说：“老刘，来包红塔山。”
老刘头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看了看那十块钱，又看了看老周头，目光里有些犹豫。他搓了搓手，有点为难地说：“老周，你闺女上回来我这儿打过招呼了，说不让我卖给你。她说你身体不好，肺有问题，抽烟会加重病情。你看，我也挺为难的，你们父女俩的事，我不好掺和。你闺女那脾气你也知道，她要知道了非把我这店拆了不可。”
老周头脸上的笑僵住了，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他的手还伸在那里，那张十块钱还在柜台上，他的手缩回来不是，不缩回来也不是。他就那么站着，手悬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变僵硬了。那个笑容还在嘴角挂着，但已经不是笑了，成了一种尴尬的、不知所措的僵硬表情。
他在心里想，原来女儿真的来打过招呼了。她说要跟这条街上所有的小卖部打招呼，他以为她说说而已，没想到她真的做了。他想象着女儿站在这个小卖部的柜台前，用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跟老刘头说，以后不许卖烟给我爸，他身体不好，不能抽。他心里突然涌上来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酸酸的，涩涩的，像是吃了一个还没熟的柿子，那股涩味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里。
“老周，”老刘头看他不说话，赶紧打圆场，“我不是不卖给你，我是怕你闺女知道了生气，你也知道你闺女的脾气，那可不是好惹的。要不这样，我送你一包，你就说是你自己买的，我谁都不说，行不行？”说着就从柜台下面拿了一包红塔山出来，塞到老周头手里。
老周头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包烟，红塔山，七块钱的那种，跟他抽了几十年的一模一样。包装纸上印着红塔山的标志，那座红色的小塔在灯光下闪着光。他把那包烟攥在手心里，攥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把它放回了柜台上。他笑了笑，那个笑容浅得几乎看不见，说：“算了，老刘，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走了，你早点歇着。”
他转身推门走了出去，门上的铃铛又响了一声，叮当，在夜风里回荡了一下就被吹散了。老刘头在后面追出来，站在门口喊他：“老周，你拿着吧，我请你抽的，不要钱！”老周头没回头，只是摆了摆手，摆了摆，那个手势像是在说“不用了”，又像是在说“再见”。
老刘头看着老周头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巷子的黑暗里，那盏路灯的光照不到巷子深处，老周头的身影没入黑暗中的那一瞬间，老刘头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觉得心里慌慌的，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一样。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转身回去了。
老周头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巷子里静悄悄的，邻居家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整条巷子像是睡着了一样，连风都停下来，不敢发出声音。他轻轻地关上门，没有开灯，摸着黑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洗了洗手，又洗了把脸。水很凉，凉得刺骨，冰水打在脸上，激得他打了个哆嗦。
他没有刷牙，也没有脱衣服，就那么穿着外套躺在床上。床是老式的木板床，床板很硬，铺了一层薄薄的褥子，躺上去硬邦邦的，咯得骨头疼。他把被子拉到下巴，枕着自己的胳膊，盯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那里，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以前他从来没注意过这道裂缝，现在躺在床上看，觉得那道裂缝好像越来越宽了，宽到好像能把他整个人都吞进去。
他想起了女儿说的话。你说我自私。你不让我抽烟，你就不自私吗？他想这么问女儿一句，可是没敢。他这辈子都没敢跟儿女大声说过话，老伴走了以后就更不敢了。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把儿女推得更远，远到再也够不着了。
他想，女儿说的也许是对的，他也许是自私的。他只想着自己抽烟舒服，没想到抽烟会让他生病，生病会让女儿操心，操心会让女儿累，累会让女儿怨他。这样想下来，他确实挺自私的。可是他又忍不住想，如果活着连这点念想都不能有，那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不生病吗？是为了不给人添麻烦吗？是为了活得更久一点吗？可是活得更久一点，如果每一天都过得像坐牢一样，那活那么久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东西。吃什么要听别人的，喝什么要听别人的，穿什么要听别人的，做什么要听别人的，连想抽根烟都要听别人的。他七十二岁了，他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生活节奏，这些东西跟了他七十二年，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可是女儿不懂这些，她只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所以要戒烟，至于戒烟的过程有多痛苦，戒烟以后的生活有多寡淡，她不在乎，或者说，她想不到要去在乎。
他把身子侧过去，面朝着墙，把被子拉到头上，把自己整个人都蒙在被子里。被子里的空气又闷又热，他缩在里面，像一只受了伤的动物，蜷缩在洞穴里，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窗外的风大了，呜呜地响，像是有什么人在哭，哭声一阵一阵的，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听得人心慌。
老周头在被子里闭上眼睛，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里的累。那种累说不清道不明，像是有一根细细的线从心脏那里穿过去，另一端系着什么沉重的东西，拖着拽着，让你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也许还能撑很久，也许下一秒就撑不住了。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觉得不大对劲。
那种不对劲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慢慢积累的，像是一杯水，一滴一滴地滴进去，刚开始没什么感觉，等它溢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醒来的时候先是没有睁开眼睛，而是下意识地深呼吸了一下，结果那一口气吸进去像是吸在了棉花上，软绵绵的，没有力道，胸口那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怎么都吸不透。
他睁开眼睛，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还在那里，弯弯曲曲的，在晨光里看得更加清楚。他试着坐起来，两只手撑在床上，手臂使劲，可是上半身刚抬起一点，就重重地摔了回去。他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胳膊像是被抽去了骨头一样，软塌塌的，一点力气都没有。额头上出了一层细汗，那些汗水顺着额头的皱纹往下淌，流进了眼睛里，蛰得眼睛生疼。
他躺了一会儿，积攒了一些力气，再次尝试，这次他抓着床头的栏杆，一点一点地把身体往上拽。他的手臂抖得像风中的树枝，青筋暴起，每一个关节都在咔咔地响，像是在抗议。终于，他靠着床头坐了起来，后背靠在叠好的被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每一次呼吸都像是一场战斗。他的肺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像是破风箱被人拉来拉去，又像是有人在他的胸腔里吹着一把走调的口琴，呼——哧——呼——哧——，每一声都带着一种嘶哑的、颤抖的尾音。他张开嘴，想要吸入更多的空气，可是空气就像是被什么东西过滤掉了一样，越吸越少，越吸越不够用。
他知道这是老毛病又犯了。上次犯病的时候也是这样，喘不上来气，脸都憋紫了，嘴唇发乌，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浑身冷汗。那天要不是隔壁的王婶听见了动静不对，过来敲门没人应，又听见屋里有奇怪的声音，赶紧打了急救电话，他不知道会怎样。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来话了，急救人员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他才慢慢缓过来。
住院住了十几天，每天打针吃药做雾化，手背上扎满了针眼，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一块被人揉皱了的布。出院的时候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说千万不能再抽烟了，肺功能已经很差了，再这样下去会发展成慢阻肺，最后就是呼吸衰竭。他当时听得心惊肉跳的，连连点头，保证再不抽了。可是保证归保证，出了医院的大门，回到了这个空荡荡的家里，一切就又都回到了原样。
现在该怎么办？手机放在客厅的茶几上，他根本下不了床。想去拿，需要先从卧室走到客厅，虽然只有几步路，但对他来说，这几步路比登天还难。他想喊人，可是邻居们都上班去了，巷子里安安静静的，连狗叫声都听不到。他想喊救命，可是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喊出来的声音嘶哑得连自己都听不清，像是蚊子哼哼一样。
时间就那么一点一点地过去了。
从早晨到了上午，从上午到了中午。窗外的光线慢慢地亮起来，又慢慢地暗下去，太阳从东边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明亮的方形光斑，然后那个光斑一点一点地移动，从地上爬到墙上，又从墙上爬到天花板上，最后消失不见了，像是有人把灯给关了。
老周头的意识开始变得模模糊糊的，眼前的东西都在晃动，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好像越来越大，越来越宽，像是一条干涸的河流突然涨了水，汹涌澎湃地朝他冲过来。他觉得自己好像飘了起来，飘在半空中，低头看着躺在床上的自己——那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嘴巴一张一合的，像是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徒劳地张着嘴。
他看见老伴来接他了。老伴还是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棉袄，两条辫子垂在胸前，辫梢上扎着红头绳，站在一片白茫茫的光里，朝他伸出手来。她的脸上有笑，那种笑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了，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毫无保留的、带着温度的笑。他想伸手去抓，可是手怎么都抬不起来，那两只手像是被什么东西钉住了，死死地按在床上，动弹不得。
他想说，你来了。他想说，我等你好久了。他想说，你怎么才来啊。可是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嘴巴里像是塞满了棉花，那些话被堵在喉咙里，变成了一声含糊的、低沉的叹息。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抓住了身边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相框，放在枕头旁边的，里面是老伴的照片，就是那张黑白的结婚照。他的手指紧紧地攥着相框的边缘，指甲都泛白了，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周梅给老周头打了个电话。
她在商场上班，下午的顾客不多，收银台前面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人。她突然想起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忘了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吃没吃药，就拿起手机拨了过去。电话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没人接。她皱了皱眉，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她想，可能爸出去遛弯了，或者午睡没听见。她把手机放在收银台上，继续低头整理票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那种不安像是一条蛇，慢慢地从她的心底爬上来，缠住了她的心脏，越缠越紧，让她喘不过气来。
她想请假回去看看，可是那天商场里特别忙，换季促销，收银台前排了好长的队，四个收银台全部开着，还忙不过来。她是组长，走不开，走了的话万一哪个收银台出问题，没人能处理。她犹豫了一下，心想等下班再说吧，爸那么大个人了，能有什么事。
下午五点半，她下班了。收拾好东西，骑上电动车，她又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还是没人接。
这下她彻底慌了。她把电动车停在路边，翻出手机通讯录，找到了隔壁王婶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王婶接了，声音里带着疑惑：“喂，谁啊？”
“王婶，是我，周梅。您在家吗？能不能帮我去看看我爸？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我有点不放心。”
王婶说她在家的，这就过去看看。挂了电话以后，周梅就骑着电动车往家里赶，一路上闯了两个红灯，闯过去以后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她平时开车骑车都规规矩矩的，从来不会闯红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停不下来。
王婶去敲门了。她站在老周头家门口，敲了三下，没人应。又敲了三下，还是没人应。她趴在门缝上往里看了看，屋里的灯是亮着的，客厅的灯亮着，卧室的灯也亮着，电视机好像也开着，但是没有声音。她喊了几声：“周叔，周叔，你在不在？”
没有人回答。
王婶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给周梅打了电话，说门敲不开，但屋里的灯亮着，电视机也开着，人应该在家。周梅在电话那头的声音都变了，她说王婶您帮我找开锁的，我马上就到。
开锁匠来得很快，是巷口修自行车的老赵，他也会开锁，用两根细铁丝在锁眼里捅了几下，咔嗒一声，门开了。
门推开的那一瞬间，一股说不清的、沉沉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发酵了很久的气味扑面而来。王婶走在前面，她的腿有点发软，扶着墙一步一步地往里走。客厅里的电视机开着，没有声音，屏幕上在放一个养生节目，一个穿白大褂的专家正在讲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嘴一张一合的，像是在说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但一个字都听不到。茶几上放着一个茶杯，杯盖没盖，里面的水早就凉了，水面上漂着一层细细的灰尘。
王婶走到了卧室门口，站在那里，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一动不动。
老周头靠在床头，被子滑到了腰上，脸色青灰，嘴唇发乌，眼睛半闭着，像是一个累极了的人终于睡着了。他的右手搭在被面上，手里攥着一样东西，王婶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个木质的相框，里面是一张黑白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的夫妻，男的精神抖擞，女的青涩腼腆，两个人笑得很开心。
王婶站在那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伸手去摸了摸老周头的额头，冰凉冰凉的，那种凉不是秋天里风吹过的那种凉，而是一种从里到外的、彻底的、没有生命迹象的凉。她的手像被烫了一下一样缩了回来，然后整个人就瘫软了，顺着床沿滑到了地上，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开锁的老赵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嘴唇哆嗦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转身走到院子里，掏出一根烟来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眼圈红了。
周梅赶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了几个人，都是听见动静过来的邻居。他们看见周梅走进来，都自动让开了一条路，没有人说话，空气安静得能听见掉在地上的针。周梅的脸白得像纸，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她一步一步地往卧室里走，每走一步都觉得腿不是自己的，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在梦里奔跑，怎么都跑不动。
她走进卧室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坐在地上的王婶，然后她看到了床上的父亲。
她站在那里，浑身上下都在发抖，从头发丝到脚趾头，每一寸皮肤都在发抖，像是一片被风吹着的叶子。她想走过去，可是脚像是钉在了地上一样，怎么都迈不动。她想喊一声爸，可是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合上了又张开，那一个音节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发不出来。
最后她终于迈动了步子，踉踉跄跄地扑到了床边，跪在了地上。她伸出手去摸父亲的脸，那张脸冰凉冰凉的，皮肤松松垮垮地贴在骨头上，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深浅浅地遍布在每一个地方。她把手指放在父亲的鼻子下面，那里没有任何气息。她又把手放在父亲的胸口，那里没有任何跳动。
她的手在发抖，抖得厉害，那张冰凉的、苍老的、布满了皱纹的脸在她面前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团影子，什么都看不清了。
她终于哭出了声。
那哭声不大，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嚎啕，而是一种低沉的、压抑的、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声音，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在呜咽，呜呜咽咽的，断断续续的，每一声都像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她的眼泪一颗一颗地砸在地上，砸在她的手背上，砸在父亲冰凉的手上。
她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缓过气来。她看到父亲手里攥着的那个相框，小心翼翼地把相框从父亲手里取出来。父亲的手已经僵硬了，掰开的时候用了些力气。她把相框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小小的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是父亲的笔迹：
“梅子，爸不怪你。”
只有这五个字。五个歪歪扭扭的、颤颤巍巍的、像是用了全身力气才写出来的字。铅笔写的，有些笔画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来。
周梅拿着那张纸条，看着那五个字，眼泪像是决了堤的水一样涌出来，怎么都止不住。她紧紧地攥着那张纸条，把它贴在胸口，整个人跪在床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浑身发抖，哭得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了的孩子。
她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小时候发烧，父亲背着她去医院，那天下着大雨，父亲把雨衣都披在她身上，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到医院的时候他浑身都在滴水，在地上留下两行湿漉漉的脚印。想起了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没考好，她在家里哭，父亲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笨拙地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她，那块手绢叠得方方正正的，还带着肥皂的香味。想起了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她带着孩子回到娘家，父亲什么都没问，只是在厨房里忙了一上午，做了一桌子她爱吃的菜，吃饭的时候他给她夹了一筷子菜，说，梅子，多吃点，你看你都瘦了。
这些事情她以前都记得，但很少想起来。每天都太忙了，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处理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忙得连回忆的时间都没有。现在这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她脑海里一幕一幕地闪过，每一个画面都那么清晰，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可是她知道，昨天已经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
救护车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医生看了看老周头的瞳孔，又摸了摸颈动脉，看了看手腕上的脉搏，然后摇了摇头，轻声对周梅说：“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死亡时间估计是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初步判断是心肺功能衰竭，走的时候应该没什么痛苦，算是比较安详的。”
周梅听着医生的话，整个人都是麻木的，像是那些话不是对她说的，像是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事情。她站在楼道里，靠着墙，目光呆滞地盯着对面的墙壁。对面的墙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片云，她盯着那块水渍看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
邻居们陆续来了，有人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来，杯子在手里一直抖，水洒了一身，她也没感觉到。王婶在旁边抹着眼泪，拉着她的手说，梅子，你要节哀，你爸走了也是解脱了，他身体不好，活着也是受罪。周梅听着这些话，嘴角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可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她在墙上靠了好久，才想起应该给哥哥打个电话。她颤抖着手指翻到周强的号码，按下了拨出键。电话响了几声就接通了，那头传来周强的声音，他正在上班，周围很吵，电钻的声音嗡嗡地响着，他说话要靠喊。
“哥，”周梅说，声音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爸走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安静了，电钻声停了，人声也停了，像是整个世界都按下了暂停键。沉默了好几秒钟，周强的声音才传过来，已经完全变了调，带着哭腔，像是一个小孩子在说话：“什么时候的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梅子？”
周梅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挂断了电话，整个人蹲了下来，抱着膝盖，把脸埋在腿间，肩膀一耸一耸的，无声地哭着。
电话那头，周强坐在工地的角落里，攥着手机，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周围的工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问。他媳妇打来电话，问他怎么了，他说爸走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小侄女的声音，奶声奶气地问，妈妈，爷爷去哪儿了？周强听见那个声音，哭得更厉害了，整个人缩在墙角，像一尊坍塌的雕像。
那天晚上周梅在老周头的房间里坐了一夜。她把卧室的灯打开，把客厅的灯也打开，把整个屋子照得亮亮堂堂的，像是要把所有的黑暗都赶出去。她坐在父亲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那把椅子已经坐了很多年了，坐垫被压得瘪瘪的，扶手被磨得油光发亮的，椅背上挂着父亲穿旧了的那件灰色夹克衫。
她把床头柜的抽屉打开，把那个旧饼干盒子拿出来，把里面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翻看。她看到了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扎着两条辫子，辫梢上系着红头绳，笑得腼腆而羞涩。她看到了自己和哥哥小时候的样子，两个小不点儿站在父母的腿边，傻乎乎地笑着，门牙掉了两颗，笑得漏风。她看到了全家人唯一的一张合影，那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拍的，在机械厂的大门口，母亲穿着新做的棉袄，哥哥骑在父亲肩膀上，自己站在母亲身边，一家四口人，整整齐齐的，笑得那么真实，那么没有保留。
她翻到最后一张，是一张她很陌生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烫着卷发，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面，微微笑着。她翻过来看了背面，上面用钢笔写着两个字：爱民。爱民是她母亲的名字，刘爱民。她从来没见过母亲这个样子的照片，年轻，漂亮，充满了朝气，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青春的、蓬勃的、让人心动的生命力。她想象着父亲是怎么珍藏这张照片的，是在什么样的夜晚一个人拿出来看着这张照片，想着照片里的人，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岁月。
她在父亲的枕头底下找到了那半包红塔山。就是那包藏在灰色夹克衫里的、被周梅翻出来的、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老周头从垃圾袋里捡回来的红塔山。烟已经有点潮了，但还能抽。她抽出一根来，摸到父亲放在床头柜上的打火机，咔嚓一下点着了。
她不会抽烟，吸了一口就被呛得直咳嗽，咳得眼泪都出来了，她赶紧把烟掐灭了。但那个味道留在了她的嘴里，苦苦的，涩涩的，像是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又像是父亲的味道。
她就那么坐在椅子上，从晚上坐到了天亮。中途她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以为又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她该去上班了，该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吃没吃药了。可是她看到了面前的灵堂，看到了父亲的遗像，看到了那些白色的挽联和花圈，她突然意识到，那些日常的、琐碎的、让她有时候觉得烦燥的事情，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人可以让她打电话问吃药了没有，再也没有人可以让她唠叨少抽点烟，再也没有人可以让她在周末的时候带着菜去看望了。那些曾经让她觉得累、觉得烦、觉得负担的事情，现在成了她永远回不去的奢望。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她的嗓子已经哭哑了，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脸色苍白得吓人。她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趟，看了看父亲生前住的地方。屋子不大，东西也不多，可是每一样东西都让她觉得心疼，每一个角落都让她觉得熟悉又陌生。
厨房灶台边上的那罐咸菜是父亲自己腌的，萝卜条切得很细很匀，每一根都裹着红艳艳的辣椒粉，整整齐齐地码在玻璃罐子里。他每年秋天都要腌一大缸，说超市里卖的不如自己做的好吃。今年秋天他还腌了，腌了两大缸，一缸萝卜条，一缸芥菜丝，他跟周梅说，今年芥菜买得好，又脆又嫩，比你妈那年腌的都好。周梅当时没在意，随口嗯了一声，现在想起来，那可能是父亲这辈子最后一次腌咸菜了。
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本翻了一半的日历，是那种最老式的撕历，一天一页，撕掉一页就过了一天。老周头每天都会在当天的日历下面写点什么，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个字。周梅翻了起来，一页一页地往回翻，她看到了很多她从来不知道的、父亲一个人默默记下来的东西。
“今天梅子来了，带了一兜苹果。”后面画了一个笑脸。
“买了点排骨，炖了个汤，喝了两碗。”
“老刘头请我吃饭，喝了二两酒。”
“想老伴了。”
“今天天气好，去公园走了走，看到好多下棋的老头。”
她翻到十天前的那一页，上面写着：“梅子生气了，别抽烟了。”
再往前翻，翻到上个月的那一页，上面写着：“梅子说下周末带外孙女来看我，去买点糖果。”
她翻着翻着，看到了一页上面只有两个字：“晴”“风”。再翻几页，又是两个简单的字：“雨”“冷”。她发现父亲写字越来越小了，越来越挤了，像是不想把太多的东西写在这张小小的纸上，又像是觉得没什么值得写下来的。她翻到昨天的那一页，上面什么都没写，空白一片，干干净净的，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也什么都不想说了。
周梅把那本日历小心翼翼地合上，放进了包里。她知道，这可能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份文字了，这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父亲活过的证据。
出殡那天，天阴着，下着小雨。
那种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是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盐，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落在衣服上化成一团水渍。殡仪馆的大厅里站满了人，大多是老邻居和机械厂的老同事，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头发花白的，满脸皱纹的，拄着拐杖的。他们站在一起，低声地说着什么，声音嗡嗡的，像是远处传来的风声。
老刘头也来了，穿了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别了一枚白色的小花在胸口。他站在灵堂前，对着老周头的遗像鞠了三个躬，直起身来的时候，眼泪就止不住了，顺着脸颊往下流，流进了嘴角里，咸咸涩涩的。他用袖子擦了擦，鼻涕又流出来了，他又用袖子擦，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把袖子都浸湿了。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后只说出了一句：“老周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咱俩还没下完那盘棋呢。”
老周头的遗像是从去年的一张照片上截下来的。那是去年中秋节，周梅用手机给他拍的，那天他穿了一件白衬衫，头发刚理过，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了很多。照片里的他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脸上，斑斑驳驳的，他的嘴角带着一点淡淡的笑，不算开心，也不算不开心，就是那种平平淡淡的、不急不躁的、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奢望的笑。周梅选了这张做遗像，她觉得这张最像父亲平时的样子，不端着，不装着，就是他最本来的面目。
周强赶回来了，坐了一夜的火车，到殡仪馆的时候天还没亮。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衫，胡子拉碴的，眼眶深陷，一看就是一夜没睡。他跪在灵堂前哭了很久，额头抵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整个人像是一团在风中颤抖的黑影。他哭得浑身发抖，嘴里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爸，我对不起你，爸，我对不起你。”他媳妇站在旁边，眼圈红红的，想拉他起来，他一把甩开了，声音嘶哑地吼了一句：“你别管我，我对不起我爸！”
周梅站在旁边，没有上去拉他。她穿着一身白色的孝服，腰间扎着麻绳，头上戴着白布帽子，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她一句话都没有说，从昨天到现在，她几乎没怎么吃东西，也没怎么睡，身体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一种从内到外的、无法控制的虚脱。她的嘴唇干裂了，起了皮，嘴角处有一道小小的血口子，她也不觉得疼。
仪式结束了，遗体被推进了火化间，灵堂里的人渐渐散了。周强和周梅站在殡仪馆的走廊上，两个人都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什么。雨还在下，打在走廊的雨棚上，发出细碎的、连绵不断的声音，像是一种没有尽头的哀乐。
周强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来的烟雾在雨中很快就散了。他把那根烟抽了半截，递给了周梅，周梅接过来，没有拒绝，也吸了一口。这一次她没咳嗽，那口烟被她吸进了肺里，随着呼吸又吐了出来，她品出了那根烟的味道，有点苦，有点辣，有点呛，但也有一点说不出的香。
“梅子，”周强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沙哑，像是砂纸在打磨一块木头，“爸走之前，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周梅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去复述那个让她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的下午。
周强急了，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气：“你是不是又骂他了？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说他了？”
周梅低下头，看着自己脚尖，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我说他抽烟了。”
“然后呢？”
“我骂他了。”周梅的声音开始发抖，“我说他自私，我说他不懂事，我说他要是不听话我就不管他了。我把他的烟都没收了，我把他的打火机也扔了，我还去巷口的小卖部打了招呼，让他们不许卖给他。我什么都做了，我把他逼到绝路了，我没给他留一点余地，一点都没有。”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像是在转述一个别人的故事。但她的眼泪在流，无声地流，顺着苍白的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被雨水冲淡了，消失了。
周强咬着牙，牙关咬得咯咯直响，腮帮子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他的拳头攥得紧紧的，指节泛白，手背上青筋暴起。他看周梅的眼神很复杂，里面有责怪，有心痛，有无奈，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的东西。他想骂她两句，可是骂不出口，他知道妹妹不是坏人，她只是太着急了，太爱父亲了，爱得太用力了，用力的方式不对了。
最后他深深叹了口气，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他蹲在地上，抱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哭不出声来，只有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和雨水混在了一起。
周梅站在哥哥身后，看着蹲在地上的他，看着这个比她高半个头的男人此刻像个小孩子一样蹲在那里，哭得那么无助那么可怜，她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那些碎片很锋利，每一片都在她的心上划出一道口子，那些口子不会流血，但会一直疼，疼一辈子。
葬礼结束以后，生活还要继续。周梅回到了商场上班，每天还是站在收银台后面，扫码，收钱，找零，跟顾客说你好谢谢慢走。同事们不知道她家里出了事，她也没跟任何人说，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看不出什么异样。
但只有她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她会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因为她想起该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吃没吃药了，然后反应过来，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她会买菜的时候习惯性地多买一些，然后想起，不用给父亲带了。她会在周末醒来的时候下意识地看看时间，想着今天要早点过去，然后才想起，那个巷子里的那扇门，再也不用她推开了。
她的手机里还存着父亲的电话号码，备注写着“爸”。她有时候会翻到那个号码，看了又看，就是不舍得删。她怕删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就像父亲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
有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客厅里坐着，电视开着，演的是什么她也没看。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拿起手机，翻到那个号码，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按下了拨出键。电话里传来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她把手机贴在耳边，听完了一遍，又拨了一次，又听了一遍。她一遍一遍地拨，一遍一遍地听那个关机的提示音，好像在等着什么，好像那个声音多听几遍，父亲就能接起来一样。
她把手机扔在沙发上，整个人伏在靠垫上，哭得浑身发抖。她知道那个号码再也不会有人接了，那个每次她打电话过去都会在响三声之内接起来的人，那个会说“梅子，吃饭了没有”的人，那个会告诉她“今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挺新鲜”的人，已经不在了。
老周头走后的第一个周末，周梅一个人去了那条巷子。
她没骑电动车，是走过去的，沿着父亲生前走过无数次的那条路，从锦绣花园一路走到城南。那条路她太熟了，闭着眼睛都能走，每个路口有什么店，每个转弯处有什么标志，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今天走在这条路上，她觉得一切都是陌生的，好像是第一次走，又好像是最后一次走。
巷口的小卖部还在，老刘头坐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电视里放着戏曲频道，咿咿呀呀地唱着，唱的是《霸王别姬》，虞姬正在唱“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她没有进去，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觉得那唱词莫名的让人心酸，转身走了。
她站在巷口往里看了一会儿。巷子还是那条巷子，窄窄的，长长的，两边墙上的青苔还是绿绿的，牵牛花已经谢了，只剩下干枯的藤蔓还趴在墙上，风一吹就沙沙地响。父亲以前每天坐的那个位置，现在空着，那个磨得发亮的小板凳不知道被谁收走了，只有墙根底下留着一块磨得发亮的痕迹，圆圆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很久。
她就站在那里，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她也没理。她在心里跟父亲说了很多话，说了很多她从来没说出口的话。
她说，爸，我那天不该那样凶你，我脾气不好，说话难听，可是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不想管你，我是怕你生病，怕你出事，怕你离开我。她说，爸，我知道你抽烟不是故意的，你戒不掉也不是故意的，我不该把你逼得那么紧，不该把你唯一的念想都掐断了。她说，爸，你一点都不自私，自私的人是我，我只想着让你戒烟你就会健康，却没想过戒烟对你来说有多痛苦，也没想过你抽了一辈子的烟，那已经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了。
她说，爸，我错了。
这些话，父亲再也听不到了。
她在那条巷子里站了很久，久到天都快黑了，久到巷口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把整条巷子照得朦朦胧胧的，像是蒙了一层纱。她转身走出巷子的时候，脚底下踩到了一片落叶，发出咔嚓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响亮。
她走出了巷子，走到了主街上，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在赶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站在路灯下哭泣的中年女人。她靠在路灯杆上，仰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雨已经不下了，但云层还是很厚，看不到星星，看不到月亮，什么都看不到。
她掏出手机，翻到周强的微信，打了一行字：“哥，天冷了，你那边要是供暖了就给妈烧点纸，跟她说一声，爸去找她了。”
发完这条消息，她又从包里掏出那包红塔山，是她今天在巷口小卖部买的，老刘头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卖给她了。她抽出一根来，点上，吸了一口。这一次她没有咳嗽，她慢慢地吸，慢慢地吐，看着烟雾在路灯下袅袅地上升，飘散，消失在夜空中。
她不知道父亲坐在那个巷口抽烟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样的风景，想的是什么样的心事。但她想，从今以后，每年清明，她都会给父亲带一包红塔山，放在他的坟前，跟他说一声，爸，你慢慢抽，这回没人说你了。
她擦干了眼泪，把烟掐灭了，扔进了垃圾桶里。她整了整衣服，深吸了一口气，迈开步子往家的方向走去。
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是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还跟着另一个人的影子。那个影子沉默地跟在后面，不急不慢的，像是在说，梅子，慢慢走，爸不着急。
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可惜这个道理来得太晚了：有时候，爱是松手，不是攥紧。你以为你在保护的那个人，他比你想象的要坚强，也比你想的要脆弱。坚强的是，他能承受生活的所有苦难；脆弱的是，他承受不了你用爱编织的牢笼。
老周头走了以后，周梅把这间老房子收拾了出来，没有租出去，也没有卖掉。她每个周末还是会来一趟，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一遍，把院子里的落叶扫干净，给那棵石榴树浇浇水，在父亲的遗像前放一包红塔山，点一根，燃尽了再走。
有时候她会坐在父亲生前常坐的那个位置上，学着父亲的样子，点上一根烟，眯着眼睛看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她慢慢地抽，慢慢地想，好像这样就能离父亲更近一点，好像这样就能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通过一缕缕的烟，送到父亲那里去。
那间屋子，那个院子，那棵石榴树，那些墙上的青苔和墙角的牵牛花，都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那个坐在门口抽烟的老人，缺的只是一声“梅子”，缺的只是那点烟火气里藏着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叫做父亲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她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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